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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谈亲身经历：现实艰难，前途黯淡，该怎样设计人生之路？
Part.01
最近看到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的一本书《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里面有篇名叫“和即将去农村的师范生谈心”的文章给了我很多启发和触动。
在这篇文章中钱教授分享了自己大学毕业后面对现实与理想巨大矛盾时从惶恐不安到豁达通透的心路历程。
钱理群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被分配在贵州的山城安顺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卫生学校里教语文。
虽然这种分配带着强迫的性质，但钱理群仍然怀抱着一腔热情，希望能参与到西部开发中，到边远地区支教。但是，一到安顺卫校教书，他就遇到了四大困境。
困境一：环境不能适应。从小一直生活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第一次来到仅有一条马路的小山城；大学时学的是新闻，满脑子的作家梦、学者梦，却被安排在中专教语文，这是一门副科，学校领导和学生都不重视；再加上远离家庭，孤身一人来到这大山里，而且第一天报到，人事部门就严正宣布：贵州的大山进来了就休想出去。听到这话，他的心都凉了。
困境二：吃不饱饭。1960年来到贵州，正赶上大饥荒，原来在大学读书时，一个月能吃四十斤粮食，是个“大肚汉”，现在口粮一下子降到二十三斤，几乎少了一半，刚吃完饭就饿了，饿得整夜睡不着觉。
困境三：被歧视被监视。因为受到政治上的歧视，连当班主任的资格都没有，还因为得罪了领导，学校就派老师来监视他。
困境四：无路可退。在这种情况下，钱理群只有寄希望于考研究生，一走了之。但也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又不准考，想走也走不了。
这四个困境，即使现在看来，也似乎是到了绝境。
也许，余生就要在这个落后闭塞的小山城里度过了，这样身不由己的处境想想都让人灰心颓丧，看不到希望。
钱理群也没想到，刚刚大学毕业，才21岁，就会面对如此巨大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Part.02
在最初的惶惑不安过去以后，他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之路。
他突然想起了“狡兔三窟”的成语：我是不是可以为自己安排“两个窟”呢？
即把自己的理想分解为两个层面，制定两个生活目标。
一是“理想的目标”，也就是自己心向往之，但不具备现实实现的条件，需要长期的准备和等待的目标——对当时的他来说，这个目标，就是从读大学时就开始做的“学者梦”。
那时候他正醉心于研究鲁迅，于是又有了回到北大的课堂“讲鲁迅”的梦，这在当时自然是十分遥远而渺茫的。但他又实在不愿意放弃，就成了一个“不知何时能够实现，却要为之持续奋斗”的长期目标。
这个目标也许需要十年才能实现，也许需要二十年甚至更长，也许这辈子都无法实现，但这个“理想的目标”却是内心一个不灭的火种，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有了“理想的目标“之后，钱理群立足当下，开始给自己制定第二个“现实的目标”，即现实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目标。
他仔细分析了自己的实际处境：尽管学校领导对他有看法，有防范，但并没有禁止他上课。这就意味着，不管外在条件多么恶劣，他依然拥有“三尺讲台”作为发挥才能，局部实现自己的理想的阵地：实现从小就有的“教师梦”，而且他自信自己是一块当教师的料。
于是，他就定下了一个目标：“要成为卫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想清楚了这一切以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活动中：精心备课、为每一个学生建立学习档案、针对学生特点进行个别指导、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后来，他又成了学生足球队、田径队的教练，学生文艺演出、学生壁报的指导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学习、生活、锻炼、表演、游玩，自然成了学生最喜欢的老师。
在“文革”期间，他又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到更大的空间，团结了更多的青年朋友，成了当地最有影响的老师。
在不断向“现实的目标”迈进的同时，他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即使在“文革”的大动荡中也依然坚持他的鲁迅研究，写了几十万字的笔记。
Part.03
几十年后，钱理群在对学生的演讲中说：
“回过头来看，我的‘狡兔二窟’，理想与现实两个目标的设置，对我的人生发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如果我当初不作任何调整，只有一个理想目标，我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因为人总是需要不断有成功感来支撑自己的，正是现实的目标的实现，使我能够不断从周围学生的成长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从而有力量去争取更高的目标。
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仅有现实的目标，没有更高的理想照亮，人就容易满足，久而久之，就会失去不断奋斗的动力，而且一旦实现理想的机会到来，也会因为没有准备而失之交臂。”
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恢复招考研究生，钱理群才获得实现学者梦的机会，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等待了十八年。
当时，他已经三十九岁了。
因为他准备了十八年，就抓住了这最后的机会，实现了人生道路的新的飞跃。
Part.04
现在百度上钱理群的简介是：生于193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
今天回过头来看，通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不但成功完成了21岁时给自己设定的“现实的目标”，也完成了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理想的目标”。
最可贵的是，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他并不是苦大仇深地满怀愤懑，而是从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中感受每一份职业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他说即使当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他还是安于、乐于当一名山区里的教师。这样的心态和胸怀，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都是利于世、利于人、利于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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